大明天啟五年(1625)，八月的一天。

56歲的囚徒熊廷弼，被押往刑場。

提牢主事張時雍，看到熊廷弼的胸前掛著一個小布袋，問他：袋子里裝著什么東西?

熊廷弼答：我的無罪申辯書。

張時雍又問：你沒讀過《李斯傳》嗎?里面怎么說的，“囚安得上書”(囚徒不能上書)!

熊廷弼駁斥他說：是你沒讀過《李斯傳》。這句話是大奸臣趙高說的。

說完，將申辯書交給張時雍，請他轉呈天啟皇帝朱由校。

引頸就刑。

一代守遼名將，悲情收場。

朱由校沒有替他平反。

隨后繼位的崇禎皇帝朱由檢，也沒有替他平反。

大約100年后，明朝敵人的后代、早已坐穩(wěn)了帝國江山的乾隆，讀到熊廷弼的事跡，一針見血地指出：

明之曉軍事者，當以熊廷弼為巨擘。讀其《陛辭》一疏，幾欲落淚!而以此盡忠為國之人，首被刑典，彼其自壞長城，棄祖宗基業(yè)而不顧者，尚得謂之有人心，具天良者乎?

明朝自壞長城，該死。

熊廷弼第一次被派往遼東，是萬歷三十六年(1608)。

任務是，調查鎮(zhèn)守遼東的老將李成梁。

那一年，熊廷弼40歲不到，李成梁82歲。

萬歷朝的邊疆危機一度得到緩解，兩員大將居功甚偉：東南戚繼光，東北李成梁。

李成梁前后鎮(zhèn)守遼東近30年，拓疆千里，戰(zhàn)績卓著。清人寫《明史》，評價他說：“邊帥武功之盛，(明)兩百年來所未有。”

其實，早在萬歷十九年(1591)，李成梁已遭彈劾去職。到了萬歷二十九年(1601)，整整10年，沒有李成梁的遼東，屢易總兵，都無所作為。

朝廷沒辦法，只得返聘李成梁，老將再出馬。

重新出山5年后，出事了。遼東總兵李成梁與遼東巡撫趙楫，擅自棄地八百里，將萬歷初年開拓的寬甸六堡(今屬遼寧丹東)讓給努爾哈赤。

當地居民六萬戶被迫回遷內地，流離失所。

事情鬧得動靜很大，朝廷明令徹查。

李成梁解釋，棄地是一項奇謀，作為誘餌，誘降努爾哈赤。

熊廷弼認為，李成梁與趙楫之罪，“獻地不止棄地”，“通虜不止啖虜”，根本就是獻地私通女真人。罪可至死。

熊廷弼是科舉出身，不是職業(yè)軍人，但他性格剛烈耿直，具有大無畏精神。萬歷皇帝派他巡按遼東，調查李成梁，估計正是看中他這一點。

傳說，熊廷弼巡行到金州，是年大旱。他到城隍廟祈禱，約定七日內要帶來雨水，不然就毀掉其廟。隨后他離開金州到了廣寧，超出約定期限三天了，天仍不下雨，于是他派人持劍趕回金州毀廟。派去的人還沒趕到，風雷大作，暴雨如注。

他的大無畏精神，由此可見一斑。

隨著調查的深入，熊廷弼發(fā)現了李成梁更多的問題。

李成梁是遼東本地人，以前作戰(zhàn)神勇，全賴他的一幫家丁。這幫家丁與李成梁結成利益共同體。早年，李氏集團為了自身發(fā)展，想要建功立業(yè)，與國家想要御虜靖邊的意志一致。因此，雖然不時出現冒領戰(zhàn)功、掩敗為勝的事，但總體上，李氏集團破敵立功，戰(zhàn)績還是輝煌的。

不過，朝廷第二次起用李成梁后，李氏集團的利益已經板結，無論對內對外，他們都宣稱并由衷地認為：遼東一塊土，沒有李氏是鎮(zhèn)不住的。

這時的遼東，針插不進，水潑不進。整個官員系統都出自李氏門下，其他人一去，待不了幾天就會被轟走。

萬歷皇帝選中熊廷弼進駐遼東巡視，目的已經很明顯。

明朝皇帝最怕的事，不是外族寇邊，而是內部形成地方山頭，尾大不掉。所以任命文官武將，一定要形成牽制，防止一人獨大。

當時，多少名將的悲劇，均是肇始于這種政治平衡術。

但熊廷弼忠心耿耿，似乎沒有覺察到自己成了皇帝的槍手，更沒有預料到李成梁的命運，將來會在自己身上重演。

他認真做事，詳細調查，欲置李成梁于死地。

在他眼里，李成梁的所作所為，根本不是為了國家邊境安全，不是為了遼東的安定，而是為了個人及集團的私利。

老道的萬歷皇帝覺得可以收網了，下了一道詔書，稱贊李成梁“鎮(zhèn)遼年久有功”，應予以恤典。讓李成梁體面地退休，逐漸讓出了山頭。

不讓任何勢力占據絕對優(yōu)勢，這是皇帝們深信不疑的領導藝術。

熊廷弼第二次被派往遼東，是萬歷四十七年(1619)年。

準確地說，是該年六月，薩爾滸之戰(zhàn)后約3個月。

任務是，作為遼東經略，收拾殘局去的。

他當年巡按遼東，三年時間，興屯田，筑堡壘，嚴厲整軍，從不姑息養(yǎng)奸，使遼東風紀為之大振。

朝廷上的官員有目共睹，不管愿不愿意，都必須承認：熊廷弼不僅是摧毀地方山頭的“槍手”，或許還是能夠救時弊、挽頹局的大才。

但熊廷弼多少有些郁悶。他在南直隸(今江蘇南京)學臺任上，主持科舉考試，秉公錄取，淘汰了一批不學無術卻企圖走關系的官紳要人子弟，而這些子弟大多是東林黨后人。

熊廷弼因此得罪了東林黨，從此陷入無盡的黨爭之中。

這時候，因為打死了違規(guī)學生事件，熊廷弼遭到彈劾，停職審查。他返回江夏(今湖北武漢)老家，避見官府，不問政事，只是終日游山飲酒。

表面優(yōu)哉游哉，其實內心十分痛苦。國事不堪，正是用人時，而他卻被“廢置”居家。他在一首詩中抒發(fā)了滿腹憂愁：

歸來無事樂無休，手倦拋出臥小樓。

百囀鵲鸝驚午夢，數聲燕語破眷愁。

數年后，發(fā)生了薩爾滸之戰(zhàn)。這次戰(zhàn)敗，是明朝與后金戰(zhàn)爭態(tài)勢的一個標志性的轉變。明軍在遼東軍事形勢急轉直下，形勢大壞，由攻勢變成了守勢，由優(yōu)勢變成了劣勢。

如何收拾遼東殘局，成為一塊燙手山芋。

蟄居老家多年的熊廷弼，才被人想起來。

熊廷弼救國心切，帶病每天晝夜兼馳二百余里，奔赴遼東。當他抵達遼陽，展現在面前的是一幅戰(zhàn)敗后的慘狀：弱兵羸馬，朽甲鈍戈。

檢查軍中武器，竟然發(fā)現“刀不能刑雞，棍不堪擊犬”。

更可悲的是，遼東民心渙散，“家家抱怨，在在思逃”。

面對困局，熊廷弼采取了持久的防御方針，招撫流民還鄉(xiāng)生產，同時整肅軍紀，處死了一批臨陣逃脫和貪贓枉法的將領。

他上疏彈劾罷免了李成梁的兒子、總兵李如楨，說他“徒知拼死，而不能滅賊”。有勇無謀，會壞了大局。

經過一年的整頓和治理，熊廷弼在遼沈要地構建起一條依托軍堡、積極防御的戰(zhàn)線。

萬歷四十八年(1620)，努爾哈赤曾率重兵來攻，結果被明軍打得狼狽而逃。熊廷弼固守的遼東，一時固若金湯。

然而，這一年，在帝國的核心，一場前所未有的權力重組正在進行。

這年七月，萬歷皇帝死去，泰昌皇帝即位，僅僅一個月后，又死于紅丸案。緊接著，天啟皇帝朱由校上位。朝中黨爭激烈，你死我活，遠在關外的熊廷弼未能幸免。

當初，熊廷弼接手遼東殘局時，最怕的不是敵強，也不是兵弱，而是御史言官的牽制。

現在，他的擔憂終于成真。天啟皇帝上位后，朝廷中主張速戰(zhàn)的一撥人，聲稱看不慣熊廷弼的防御戰(zhàn)略，指責為龜縮戰(zhàn)略。他們要的是戰(zhàn)爭的結果，而不是為戰(zhàn)爭做準備。

楊漣，后來的“東林六君子”之一，上奏彈劾熊廷弼，說他鎮(zhèn)守有功，但也難辭其咎：“功在支撐辛苦，得二載之幸安;咎在積衰難振，悵萬全之無策。”

隨后，大批奏疏告熊廷弼“無謀”和“欺君”。

曾經被認為可堪大用的救時英雄，如今被說得一無是處。

熊廷弼自我辯解說，這些人啊，身居廟堂，只懂議論，卻不諳軍事。前年就極力慫恿遼東作戰(zhàn)，等到戰(zhàn)敗，一個個閉口不敢再提戰(zhàn)字?，F在我才收拾好殘局，這些人又急著催促開戰(zhàn)。這些人啊，都是“矮人觀場，有何真見”?

熊廷弼或許沒想到，彈劾他的人，沒有真見，卻有利益。

說白了，是東林黨人看見遼東局勢好轉，想扶自己人上去。

天啟皇帝派了一個叫朱意蒙的人，赴遼東調查熊廷弼。朱意蒙與熊廷弼沒有私交，但他調查后力挺熊廷弼，說：“臣入遼時，士民垂泣而道，謂數十萬生靈，皆廷弼(熊廷弼)一人所留，其罪何可輕議!”

有才干，力挽頹局，又有口碑，愛國愛民。這樣的雄才大將，怎能輕易定他的罪呢?

但是沒用。熊廷弼還是從遼東經略的位子上被擼了下來，郁悶還鄉(xiāng)。

熊廷弼第三次被派往遼東，是天啟元年(1621)年。

任務仍然是，收拾殘局。

此前，他被彈劾下臺后，袁應泰接替他出任遼東經略。

袁應泰不懂軍事，一意迎合朝廷中速戰(zhàn)速決的叫囂，盲目進攻后金。同時，為了標榜仁德，大肆收容關外饑民，讓努爾哈赤的奸細輕松混了進來。

而努爾哈赤知道他向來視為畏敵的“熊蠻子”被調走了，也喜不自勝。

袁應泰上任僅三四個月后，遼沈之戰(zhàn)開打，奸細們輕松打開了沈陽城門。被熊廷弼稱為“神京左臂”的沈陽，很快淪陷。

緊接著，遼東首府遼陽也被努爾哈赤攻占。

明軍一路向西，退守到了遼河以西。袁應泰見大勢已去，舉家自殺。

朝廷上下，一片悲觀、恐怖的氛圍。

他們，又想起熊廷弼了。

天啟皇帝招其入京，親自召見，并對他說，朕之前聽信流言，錯怪你了，現在后悔了，你回來吧。

又對朝臣說，熊廷弼守遼一載，未有大失，換過袁應泰，一敗涂地。

為了表示對熊廷弼的信任，皇帝把先前攻訐熊廷弼的言官都罷免了。

上任后，熊廷弼繼續(xù)堅持他原來的防御戰(zhàn)略，以時間換取空間。但矛盾隨之而來。

他在京師時，就向朝廷求兵、求餉，結果到出發(fā)時，仍無一著落。這讓他的計劃實施陷入被動，用他的話來說，“持空拳而與賊搏”，我沒有這個本事，相信也沒有哪一個大臣有這個本事。

明朝的財政困境此時暴露無遺。加上四川發(fā)生奢崇明叛亂，朝廷分身不暇。首輔葉向高正好趁此哭窮，說這些年來為了遼事不斷加餉，民力早已困竭，再拖下去，內亂恐怕要比邊事更棘手了。

與熊廷弼搭檔出任遼東巡撫的王化貞，不僅積極主戰(zhàn)，還向朝廷傳遞了一個信號：讓我來，不給錢也能打勝仗。

好了傷疤忘了疼，袁應泰的教訓不遠，但朝中大佬一聽到經濟廉價的方案，就很來勁。

而且，王化貞是首輔葉向高的舊日門生，又得到兵部尚書張鶴鳴的贊助。

這樣，熊廷弼雖為遼東經略，卻陷入手中無兵、徒有其名的境地。王化貞則獨率大軍，駐守廣寧，被朝廷寄予厚望。

二人觀點對立，釀成明朝史上著名的經撫矛盾。

天啟二年(1622)，五月。正當兵部尚書張鶴鳴奏請撤掉熊廷弼，而王化貞則高喊秋天即可聽捷報的時候，努爾哈赤親率五萬大軍，渡過遼河，輕松拿下遼西重鎮(zhèn)廣寧。

王化貞倉惶往山海關方向逃竄，途中，遇到率兵前來救援的熊廷弼，痛哭流涕。

熊廷弼譏笑他說，說好的六萬大軍一舉蕩平遼陽呢?

說罷，熊廷弼帶兵殿后，護送潰散的軍民撤到山海關。

廣寧之戰(zhàn)潰敗，結果是熊廷弼和王化貞都被下獄。

雖有少數正直官員為熊廷弼喊冤，說他處處受掣肘，不得施展，不應為戰(zhàn)敗負責。但此前力撐王化貞的葉向高、張鶴鳴等東林黨人，為了擺脫罪責，不斷將臟水潑向熊廷弼。

更可悲的是，一代名將熊廷弼，在獄中竟然成了政治斗爭的犧牲品。

熊廷弼下獄三年后，本來有希望活下來，但此時，他卻被告發(fā)行賄東林黨人。

這是怎么回事?

原來，東林黨人在天啟四年(1624)發(fā)起了大規(guī)模的彈劾魏忠賢及其閹黨的運動。魏忠賢決定先發(fā)制人，對東林黨實行反撲。

閹黨中有個姓馮的人，早年與熊廷弼有嫌隙，為泄私憤，就向魏忠賢獻了一條毒計——捏造熊廷弼向東林黨人楊漣、左光斗行賄的罪名。

在當時的黨爭中，涉及遼東事務，基本可定死罪。正如東林黨人此前在廣寧之戰(zhàn)的責任承擔中極力要甩鍋給熊廷弼一樣，魏忠賢要置東林黨人于死地，就想讓東林黨人與熊廷弼沾上關系。

結果，一生與東林黨人合不來的熊廷弼，變成了魏忠賢對付東林黨人的犧牲品。

天啟五年(1625)，八月。熊廷弼含冤而被處死，死后“傳首九邊”。

相比之下，對廣寧潰敗負有首要責任的王化貞，后來從東林黨投靠了魏忠賢，受到庇護，直到崇禎五年(1632)才被處死。

性格決定命運，站隊決定生死。明朝末年，政局黑暗若此，亡了也是活該。

熊廷弼死時，堅信自己是無辜的，要為自己上疏辯冤。但直到明朝滅亡，他都未能得到平反。

崇禎當政后，魏忠賢伏誅，有正直官員接連上疏為熊廷弼訟冤。

最終，崇禎允許熊廷弼的兒子，為父親收葬。僅此而已，沒有撫恤其家室，也沒有恢復其官爵名譽。

從崇禎的角度考慮，他當時面臨遼東更加焦頭爛額的局面，袁崇煥許諾他五年復遼，結果卻來了個己巳之變。誅殺袁崇煥，也不能解恨。在這種情況下，崇禎怎么可能去為原任遼東經略平反。

在他眼里，要為熊廷弼平反，等真的有人實現復遼希望，也不遲。然而，終其在位17年，只等來了亡國悲劇，對于熊廷弼的平反，也就不了了之了。

熊廷弼未能平反，還有一個重要原因。東林黨在崇禎朝得勢，向來非我同志的熊廷弼，自然不會被他們奉為榜樣。他們寧愿盡快把他忘記。

熊廷弼這樣的悲情英雄，我稱之為“中國式悲情英雄”。

他生前死后的遭遇，在中國歷史上很有典型意義。在他之前，無黨無私的岳飛、于謙，命運如斯;在他之后，遼東經略位子上的孫承宗、袁崇煥，亦面臨其命運重演。

是非不清，功罪顛倒。在黨爭內斗盛行、價值取向錯亂的年代，即便面臨亡國危機，國家利益也被各派置于集團利益之下，難怪連乾隆都要罵明朝是“自毀長城”。

極少數像熊廷弼這樣的磊落之人，站出來。有膽識，有謀略，有本事，將個人安危置之度外，但論是非，不計利害。最終，卻敵不過悠悠眾口，孤膽英雄難免悲劇收場。

假如，熊廷弼、孫承宗、袁崇煥等英雄人物，是因為偉大，而不是因為悲情而被歷史銘記，那么，“明亡清興”的歷史是否會被改寫呢?

這是肯定的，但這也肯定只是一種幻想。

明朝末年的壞，是深入骨髓的壞，是臺上的派系和臺下的派系，都壞。

熊廷弼說過，大丈夫生為孝子，死為忠臣，何慚于圣賢，何愧于天地哉?

但是，明朝政局是該慚愧的，它配不上這樣俯仰無愧的英雄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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